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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软启动器及成套控制设备生产厂家摘要：马来西亚的“两线制”在形式上类似于两党制，而多个政党组合成为执政联盟或反对党联盟则是“两线制”与两党制的最大区别。在2018年大选中马来西亚首次出现了“两线制”轮替——“希盟”取代“国阵”成为执政联盟。“两线制”轮替的内在矛盾，对中马关系有着复杂的影响，中马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短期内的震荡应实所难免，但从长远来看难以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不影响中马合作的长远利益及以中马合作满足“希盟”国内执政的需要；而如何规避他国“变天”对中资企业及中国与该国合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仍然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落实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2018年马来西亚第14届大选中，马来西亚政坛首次实现“变天”——“两线制”首次轮替。由巫统（UMNO）领衔、曾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简称“国阵”）第一次失去了执政联盟的地位，而马哈蒂尔领衔的“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PH，简称“希盟”）则成为新的执政联盟。8月17-21日，马哈蒂尔作为新任总理对华进行了首次访问。无论是在大选中，抑或是在马哈蒂尔访华期间，中资议题均广受舆情关注。所谓中资议题“政治化”，在概念上是指来自中国的企业走进马来西亚进行项目投资的经济行为，由于马哈蒂尔针对中资的相关言论及马来西亚党争的深刻作用，其矛盾慢慢地发展成为“国阵”与“希盟”争论的政治敏感话题。①而在中资议题“政治化”的背后所折射出的马来西亚“国阵”与“希盟”两个政党联盟间对待中资在马来西亚的落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看法。诚然，对于马来西亚人民而言，“国阵”失去执政地位及迎来政坛“变天”是史无前例的；但对于中国对马来西亚发展友好合作而言，本届大选中出现的“两线制”轮替同样具有“史无前例”的含义。在这一背景下，马来西亚本届大选“两线制”轮替对于中马合作有何意义及其对在马中资项目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成为国内外学者与观察家们普遍关注与议论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与观察家通过评论性文章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从判定结果的性质上来看，又大概能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主要认为，马来西亚本届大选会对中马合作造成短期的冲击与影响，特别对个别的中资项目而言，这种影响可能会很大，而从长久来看，中马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尚且难以遭致颠覆性的影响。例如，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日涵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从具体项目出发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判断，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可能会面临很大风险。②而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许利平研究员则认为，“马哈蒂尔重返政坛对中马关系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中资在马来西亚的大项目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长久来看，中马关系稳定向前”。③就此，来自《外交官》的高级编辑安吉特（Ankit Panda）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马哈蒂尔主导下的马来西亚不会在对华政策方面作出迅速而显著的改变。④不仅如此，也有学者持有更为乐观的看法，例如澳门大学博士后蔡怡竑在评论文章中明确称，“有足够的理由与迹象显示，马中关系不会因政党轮替而发生单方面的变化”；⑤又如暨南大学中马合作中心副主任唐翀在访谈中表示，马哈蒂尔再上台不会对中资公司能够带来太大风险。⑥第二类观点实际上并不鲜明，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的回答也比较模糊，他们都以为目前还难以有明确肯定的答案。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SIS）马来西亚项目研究员陈欣盈在接受访谈时称，马来西亚“希盟”政府对中资的政策或者结论还言之过早；不过她同时也强调无需对中资前景太过悲观。⑦第三类观点则相对笃定马来西亚大选“变天”后“希盟”新政府会对中资项目与中马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一番新的考量，而国外不少观察家持有这一看法。例如，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下属智库机构“外交事务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引述菲律宾国际问题专家理查德（Richard Javad Heydarian）在撰文分析马来西亚本届大选“变天”意义时精确指出，“两线制”轮替及政坛“变天”对中马关系而言将是一次重新调整的机会，而马哈蒂尔则会坚决反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日渐扩大的战略影响。⑧此外，甚至有学者明确将本届大选视为是对中马关系的投票，而马哈蒂尔则将借机重新平衡和塑造中马关系。⑨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与观察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尽然一致。不仅如此，现有的一些评论与访谈由于总体上缺乏学理性分析，因而也难以对这一问题展开更为深度的剖析与研讨。鉴于此，本文以“两线制”的轮替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两线制”轮替发生后马来西亚政坛的变化与不变及特别针对领袖人物、政党与民众对华政策展开剖析的基础之上，从两国关系与区域国际政治秩序的层面论述本届大选“变天”对中马合作的多重意义。
马来西亚作为英联邦成员，曾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在独立后继承了大量的英国殖民统治遗产，其中君主立宪制就是政治层面最主要的遗产之一。独立以来，马来西亚一直奉行君主立宪制，在形式上有君主、议会与政府内阁，政党或政党联盟通过赢得数年一度的大选来获得组阁执政地位。⑩凭借着这一现代选举政治模式，马来西亚的政治在渐进和曲折中取得了显著发展。就此，有学者就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政治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⑪在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中，政党竞争及“两线制”的确立与其发展则是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马来西亚自独立伊始就不是一个“两党制”国家，而是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数十个政党。由于巫统、马华公会与印度人国大党通过“社会契约”在马来西亚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就建立了联盟党，⑫并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联盟党的建立及其在马来西亚政治中强势地位的树立实际上已经为该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巫统、马华公会与印度人国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例如民主行动党等，在经历长期“各自为战”之后，认识到自身势单力薄根本没办法动摇执政联盟的地位，在建立反对党联盟及集中力量与执政联盟进行竞争方面越来越有共识。与此同时，执政联盟为持续保持执政地位，既通过种种举措压制反对党的影响，又在巩固、扩大与改组执政联盟方面持续努力。在经历1969年“5·13事件”后，联盟党在时任马来西亚总理敦·拉扎克（Tun Abdul Razak）的努力下逐步发展。为持续巩固巫统的的政治地位与统治，扩大联盟党的势力，在策略上削弱马华公会与印度人国大党在联盟党中的地位，拉扎克将较大的反对党拉入联盟，如人动党、人民进步党、沙捞越人民联合党、沙捞越、沙捞越联盟被纳入“联盟”，并改组“联盟党”为“国阵”。在多个政党存在政治角逐的大环境下，“联盟党”及后来“国阵”的建立为诸多反对党提供示范效应，而这则成为马来西亚“两线制”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
由此看来，马来西亚的“两线制”在形式上类似于一些国家的两党制，有执政联盟，也有反对党联盟，而多个政党组合成为执政联盟或反对党联盟则成为马来西亚“两线制”不同于有关国家两党制最大形式区别。不过相同的是，执政党联盟通过获得选民的选票来持续保持执政地位，反对党联盟则同样通过在大选中赢得选票上台执政，及将执政党联盟赶下台与促使“两线”轮替的实现。
为了与“国阵”一较高下及改变巫统一家独大的政党制度基本格局，反对党在马来西亚寻求独立之初就开始尝试建立联盟。1957年2月，马来西亚劳工党在经历1955年大选惨败后，与人民党、泛马党、霹雳国民协会、人民进步党、马来同盟等反对党商讨建立联合阵线。最终由于政见不合，联合阵线最终仅剩下劳工党和人民党，后在1957年8月正式被定名为“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并在1959年大选中一跃成为国会主要的反对党之一。在1964年大选中，“社阵”虽然联合了国民议会党，但却在大选中惨败，不久后宣布解散。以此为标志，马来西亚政坛上第一个略有成效的反对党联盟就此终结。此后，马来西亚政坛在“两线制”初步形成之前先后出现过“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⑬“教人民团结阵线”⑭“人动阵线”⑮。其中，“教人民团结阵线”与“人动阵线”是马来西亚“两线制”正式形成与确立前对“国阵”带来最大冲击的反对党联盟，它们在1990年大选中联合向“国阵”发起挑战，并使“国阵”所获议席和得票率为历次最低。这是马来西亚大选中第一次出现由马来人、华族政党构成的反对党联盟，而1990年大选显示马来人与华族最大反对党的联盟将有利于反对党联盟一改软弱无力的情况。⑯
20世纪90年代末，“安瓦尔事件”发生后，马来西亚的民主化浪潮进入新的阶段，民众的民主意识普遍觉醒，民主诉求也更加明确和强烈。⑰在轰轰烈烈的“政改运动”中，马来西亚各族民众参与街头及声援安瓦尔，而相关的一系列行动直接促成了“人民正义行动”“人民民主阵线”两个联合阵线年“国民公正党”（公正党）成立后，党、民主行动党和印度人国大党更是与公正党组成了反对党联盟，希望以此取代“国阵”成为执政党联盟，因而被命名为“替代阵线”。由于“替代阵线”并非一个暂时性的选举联盟，其稳定性要比以往的反对党联盟强得多，且同样包括了三大主要族群代表政党，“替代阵线”的成立被部分学者视为是马来西亚“两线制”初步成形的标志。⑱2008年，由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与党组成的“人民联盟”（“民联”）取代“替代阵线”，并在国会和州执政方面对“国阵”形成了全面挑战，而“两线制”在一定意义上正式形成。⑲2016年，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国家诚信党（党中的“开明派”）在党退出“民联”后重新组建了新的反对党联盟——“希盟联盟”。2018年大选中，“希盟”赢得大选及成为新的执政联盟，马来西亚“两线制”轮替由此成真。
在本届大选中，“希盟”取代“国阵”成为执政联盟，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中首次出现了“两线制”轮替。在表面上，“变天”或“两线制”轮替意味着“希盟”撼动了巫统执政61年以来奠定的根基，成为新的执政联盟。对此，诚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Chatham House）亚太事务首席专家巴特尔博士（Champa Patel）分析所言，“希盟”在本届大选中的胜利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但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内在诸多因素却决定了“两线制”轮替后的诸多不确定。⑳而从根源上来看，这些不确定正是由政治、经济与对外交往等多层面的内在复杂矛盾所致。
“两线制”轮替的成功实现，在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中确属里程牌式的事件。不过，在“两线制”轮替的背后依旧充斥着马来西亚传统政治文化与政坛运作规律与政治现代化推动力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马来西亚传统政治文化与政坛运作规律有其显著的惯性。巫统执政61年，其自身具有的基因缺陷不仅显著展露，而且对马来西亚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笔者对曾巫统的基因缺陷作了如下总结：其一是族群构成与自我构建狭隘性；其二是崇尚“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其三是带有深刻的封建色彩，内部主仆、裙带关系严重、内斗不已，高层腐败丑闻频出。㉑结果导致巫统的长期“一党独大”与执政给“希盟”留下了盘根错节的部门与政党关系。不仅如此，“希盟”的构成及反对党联盟的上台执政是否只是“新瓶旧酒”呢？“希盟”以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土著团结党等为构成政党，但从族群的角度来看，其同样是以马来人为主体的政党和以华人为主体的政党联合而成。㉒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决定族群关系依然构成“希盟”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议题，及深刻作用于“希盟”主要政党公正党、土著团结党与民主行动党的关系。再从领导人的角度来看，马哈蒂尔对权力的执着迷恋可能超乎常人，㉓安瓦尔在“失去”20年后对权力的追求可能倍加强烈，因而不少学者对将马来西亚威权体制推向顶峰的马哈蒂尔和在威权体制下成长与跌落的安瓦尔在“联手”推翻“老东家”巫统执政后又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总体上持有不乐观的看法。㉔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威权统治的惯性已经存在。
但另一方面，“两线制”的首次轮替的确象征着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也在某一种意义上反映了马来西亚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在政治层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毋庸置疑，无论是在理论上抑或在实践中，撼动一个执政61年的执政党根基都是十分艰难的。因而，本届大选“希盟”的胜出着实令人颇感“意外”。这种“意外”也表明，马来西亚选民希望以选票来实现“两线制”轮替及表达对“国阵”不满的决心和规模已经史无前例。正如庄礼伟教授对选前民调、观察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民调与观察低估了人民对巫统体制的深度痛恨。㉕在这一情形下，“为了改变而改变”的选民心理和“选党不选人”投票行为成为此次“全民海啸”发生的关键，而这在根源上则源自于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快速的城市化与更高的教育水平。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逐步的提升，民众受教育层面提高与规模扩大，新兴的马来族城市中产逐步诞生，政治文化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转变。㉖他们在促使马来西亚公民社会更趋成熟的同时，也影响着更多乡村马来人的投票倾向。结果，慢慢的变多的选民开始更加在乎“面包和黄油”，更加渴望清洁政府（Berish）、社会和谐和高效政府，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以族群、历史和宗教为投票方向标。㉗受此影响，马来人可能不再唯一钟情于巫统，跨民族的投票在规模上也慢慢变得大。㉘本届大选过后，马来西亚的政治转型无疑将会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及其中出现的问题继续向前发展，马来西亚政坛多元竞争色彩也势必将随之进步增强。
在经济方面，“两线轮替”后“希盟”政府的政策的内在矛盾依然不可以小看。这种矛盾总体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引擎减速的问题，其二是族群经济关系问题。在马哈蒂尔的竞选纲领中，他宣布会取消商品和服务税、重新实施燃油补贴、严审外国投资等，而这些主张虽然受到多数选民欢迎，但也暗含政府负担加重、经济引擎减速的风险。㉙而就此，西方的分析师也总体持有相似的看法，此次大选中的“两线制”轮替及“希盟”的一系列调整举措在为马来西亚经济环境增添不稳定性和影响投资者信心的同时，也非常有可能带来短期内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的显著下滑。㉚而族群间的经济关系则是马来西亚一个长久的微妙话题，扶助土著与建立全民共享经济间的取舍或平衡对“国阵”而言极具困难，对“希盟”政府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挑战。在“希盟”政府的竞选政纲中，建立“全民共享”的公平正义经济发展体制与环境是一项极为核心的内容，但扶助土著政策——提升土著的经济能力在“马来人至上”的观念作用下却依旧是新政府重要的经济内容。
在对外交往方面，“希盟”政府的地区与对外政策在调整与延续性之间有着显著的微妙性。在理论上，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服务于内政的需要。因而“希盟”新政府的执政需要及马哈蒂尔务实的国家情结决定了“两线制”轮替后马来西亚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延续。对于“希盟”政府执政后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认为：“为了获得国内民众的高支持率，‘希盟’新政府在诸如罗兴亚人问题在内的地区事务中延续‘国阵’时期的政策”。㉛与此同时，对于马来西亚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诉求也决定了“希盟”政府对加强与地区及国际经济合作伙伴的经济外交关系持有延续性的重视政策，因而马哈蒂尔一再强调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支持。在面对地区大国角逐与竞争关系方面，马来西亚“希盟”政府仍将维持“不选边”及维护地区稳定的政策，但势必从提高国际地位的角度寻求本国在东南亚地区更为“中心性”的位置。㉜就此，马哈蒂尔在再度成为首相之后明确说不希望东南亚地区局势紧张，也不希望地区出现过多的军舰，因而维护马来西亚所依赖的东南亚地区安全稳定依然是新政府对外交往的重要诉求。
不过，向来重视马来西亚战略自主与独立、不受干涉的马哈蒂尔势必会对政府对外政策进行适度的策略性调整，以期进一步拓展“左右逢源”的地区与国际战略空间及提升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而由于马哈蒂尔一再认为纳吉布时期马来西亚对华政策走得“太近”，对华关系又很有几率会成为马哈蒂尔调整的重点，中马对话与合作伙伴关系适度“回摆”乃至“回潮”有可能成为马哈蒂尔领衔的“希盟”政府对外政策选项。鉴于此，“两线制”轮替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将在多方面深刻作用于中马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马来西亚“两线制”的首次轮替无疑会在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以及对外交往等更多领域产生显著影响。不过，同样不可否定的是，鉴于马来西亚“两线制”轮替及其内在的诸多内在矛盾及其复杂性，本届大选所实现的“变天”在多大程度上引发改变尚且不可确定。就此，国外智库专家持有同样的看法。㉝这在中马关系层面有着同样的体现，“两线制”轮替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对外交往调整无可置疑地会对中马对话与合作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其中的不确定性同样不言而喻。
在本届马来西亚大选中，“中国元素”被普遍关注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从内容上看，“中国元素”要比以往丰富得多，这导致本届大选中涉及“中国元素”的话题点也显得特别多。其中则以“中国元素”工具化和中资议题“政治化”最为突出。本届大选竞选期间，“国阵”下属马华公会竞选展板上有着大量的中国元素，以至于个别地区（霹雳州怡保）甚至会出现了“投国阵，等于支持中国”的竞选布条。㉞在内涵上，中资话题“政治化”，是指来自中国企业走进马来西亚进行项目投资的经济行为，由于马来西亚党争的深刻作用发展成为“国阵”与“希盟”争论的政治敏感话题。例如，马哈蒂尔批评纳吉布与中国走得太近及可能会引起马来西亚遭中国“殖民”，甚而明言如当选将会严格审查中资项目。㉟而在逻辑上，“中国元素”被普遍关注带来了两个对华不利的后果。其一，“中国元素”工具化使马来西亚民意上可能将中国与“国阵”及巫统、马华公会相联系，而在“反巫统风”的全民海啸影响下，这显然会“污化”中国的形象及对中马合作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二，马哈蒂尔在竞选期间的许诺同样被民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而无论以马哈蒂尔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结来看，抑或从“希盟”兑现承诺与顺应“民意”㊱的角度，相关中资项目遭致严格审查势所必然。由这样来看，此番“两线制”轮替所彰显的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进步及威权统治的惯性将在双层对中马合作及中资项目落地、发展产生逆向影响。
同时，“两线制”轮替所带来经济层面的内在矛盾及“希盟”领导人在这方面复杂的心理同样深刻作用于中马对话与经济合作。对于马哈蒂尔与“希盟”新政府来说，如何平衡由重新审查相关项目带来的不确定、震荡与马来西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将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众所周知，相关的项目审查背后有着浓厚的国内政治背景，㊲服务于马哈蒂尔短期内将前首相纳吉布“送上法庭”的目标。然而，与此相比，马来西亚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稳定很可能更是“希盟”政府巩固执政地位应该聚焦与关注的问题。因此，重新审查项目是一个短期行为，而在实现马哈蒂尔短期目标的基础上，不影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与稳定的长期利益应构成“希盟”新政府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的重要政策选择。如此来看，马哈蒂尔针对中资项目的言论留有余地和设定条件也就有其内在合理性。他虽然重申会重新审核相关项目，但同时也强调，这实际上并非只针对中国，而是将研究所有计划，而重新修订的则是那些被视为包含有不平等内容的项目条款。与此同时，他还强调，“希盟”政府将以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为政策纲领主轴，要以经贸为中心与他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而他对“一带一路”倡议则表示明确的看好与支持态度，并希望扩大目前的铁路路线。㊳鉴于此，在经济层面，“两线制”轮替在长久来看不会对中马合作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而从对外交往层面，马来西亚本届大选“两线制”轮替也会对中马关系产生深刻影响，而这大多数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马双方对话与合作的层面。诚然，近些年中马对话与合作在政治、经济、人文与安全等多领域均取得了显而易见的进步，甚而在某一种意义上，中马合作已构成了中国—东盟国家合作伙伴关系“提质升级”及打造“钻石十年”的典范。但是，相比前一阶段的规模量增，中马合作“提质升级”阶段要复杂得多、也难得多，上一阶段潜藏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可能会变得很敏感，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会层出不穷。㊴如今，马来西亚“两线制”轮替及马哈蒂尔的再度上台，很可能使中马合作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展露无遗，而民族主义情结甚而强烈的马哈蒂尔也势必会借机纠正中马合作中存在的、在他看来对马来西亚不利的问题。㊵另一个则是地区与大国关系层面。马哈蒂尔2003年去职第四任相位，如今成为第七任首相。而在过往的15年时间里，地区与国际形势出现了急剧的变化，而正如相关观察家所言，马哈蒂尔对中国在地区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有着深刻的认识。㊶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向来珍视国家独立的马哈蒂尔势必就此作出反应，对中马关系作出务实“回摆”平衡的同时，也势必会从地区层面借助其他大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及确保马来西亚和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性”地位。因此，可以认为，在马哈蒂尔及“希盟”主政下，中马合作不仅会在经济领域出现短期震荡，而且很可能在其他领域有所波折。
以“两线制”轮替为标志，马来西亚2018年第14届大选势必构成该国政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牌。尽管如此，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等层面存在的多重复杂因素依旧决定了此番“两线制”轮替蕴藏着复杂而矛盾的内涵。而这则构成了马来西亚主观层面处理中马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由于受制于马来西亚党争所塑造的民意及马哈蒂尔的承诺，中马合作可能不得不面临被“加持”的风险，中马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又可能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短期内的震荡应实所难免。但另一方面，马哈蒂尔与“希盟”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主轴的国内经济政策及以经济合作为纲领的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及马哈蒂尔对待“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态度，均意味着此番“两线制”轮替在长远来看难以对中马合作伙伴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鉴于此，对于马哈蒂尔与“希盟”政府来说，对相关中资项目进行重新审视是一个短期行为，而不影响中马合作的长远利益及以中马合作满足“希盟”国内执政的需要则应构成政策的不二之选。
再从客观角度来看，中马合作在步入“提质升级”后面临着不少更复杂的问题，而这样一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中马合作同样会遭遇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哈蒂尔及“希盟”政府对相关中资项目进行重新审查的决定有可能客观上为中马双方修正合作中目前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个良好契机。如若如此，这或许在某一种意义上能够给中马合作“提质升级”注入新的动力。当然，对中国而言，“中国元素”在马来西亚大选中的“政治化”呈现及“两线制”轮替给中马合作带来的诸多不确定表明，如何规避他国“变天”对中资企业及中国与该国合作带来不利影响，仍然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落实进程中我们不得已面对的重大课题。